陈蔚： 二，燕山“二改一” 按过去的计划经济（双轨制销售）体制,燕山的产品销售大致是这样（以高压聚乙烯为例）：预计燕山生产十八万吨，其中16.4万吨是由国家分配，执行计划内价格（2400元/吨）。其它所谓的超产部分，由企业自主销售，鼓励企业多生产，多留利。 为保证国家重点企业得到他所需的原材料，由计委、物资部、化工部、总后勤部（军工产品）、中石化根据下属企业申报的申请和需求，平衡后，在全国化工订货会上把这16.4万吨的销售具体单位和具体数量下发到生产企业燕化。 计划外产品销售也是照搬上述模式，由燕化公司计划处下达分配计划，按条条块块分配销售给各相关利益部门。有供北京（俗称321计划，即每年保证北京市3000吨聚乙烯，2000吨聚丙烯，1000吨顺丁橡胶）、区办、征地（大约补偿当地相关企业）、三产、联营、以出（口）顶进（口）、销保供（用紧俏原料串换，来保证燕山的物资供应）等等，我们管它叫“十四块”。这些也由供销公司依计划处指令下调拨单，各厂执行 “二改一”前，供销公司原来也是有销售科的，它的主要工作是代表燕山去开全国定货会、拿到计委、物资部、化工部、军工部、中石化等部门的物资调拨单后，登记在册，然后下发到化一、化二各厂执行。每月还要将国家计划的执行情况，统计上报燕化公司计划处和中石化、国家计委等相关部门。 各厂销售科负责具体销售工作，直接和客户接洽，安排发货、收款等工作。但和今天的销售不同，他不能决定价格、和卖给哪个客户。另外如果还有超产余量，可以由厂里厂长决定卖给谁。 由于那时的销售只能照下达的计划执行，所以叫“计划员”。而不是叫什么业务员销售经理之类的。 “二改一”了，业务怎么做呢？首先各厂领导不再有销售权，考虑到各厂的利益，专门留给各厂一部分超产指标，叫“厂留成”，由各厂厂长批条，供销公司下调拨单执行。 原销售流程基本照搬原样。各厂销售科依然保留，人事关系在厂里，业务由供销公司领导。 这样，在1989年，虽然销售权名义已归供销公司，但具体业务、财务、仓库等依然是厂销售科在协调、管理，供销公司如何实际接管业务，还是个问题。 这个销售权如此的“重要”，很重要的原因是燕山石化的产品价格便宜。 88年是中国经济第一次发展高峰，也是中国改革遇到第一个涉及全国人民的全局性问题--通货膨胀。物资紧缺、价格飞涨。造成全体人民恐慌性物资抢购。彩电，冰箱、自行车、卫生纸，几乎涉及所有民用产品。“官倒”、“双轨制”成为当时最为诟病的话题。 所谓“双轨制”。就是当时国家对许多重要物资实行“计划调拨”和“计划价格”。比如21‘彩电，国家规定价格大约在1500元/台左右，但商场几乎看不见、买不到。大多走后门悄悄卖给关系人员了，他们再到所谓“黑市”转手，价格大约是3500元/台。难怪没有门路的老百姓大声骂娘，这也是89年六四事件的社会因素之一吧。 燕化公司当时也通过关系（应该是物物交换吧）给职工谋了许多福利。比如一批“德律风根”彩电（好像1680元）、电冰箱、洗衣机等等。本人下手晚了，88年才托杨小丽从燕化工会（工会搞到了一批便宜货，去晚了就没了），买了自己第一个大件商品，佳丽牌彩电，但价格已经是3180元了，大约是我一年半的工资收入。 88年的塑料市场价格：PE最高时大约9000（计划价2400元/吨），PP大约10000(计划价2800元/吨)，苯乙烯大约10000元/吨。 双轨制（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并行）的价格差距如此之大，导致大量“关系”、“权力”、“条子”介入其中，他们后来被老百姓骂做“官倒”。但是当时石化产品计划价格由国家（可能是计委吧）制定。燕化还要承担平抑物价的社会作用，当然不能涨价。 据说燕化也曾要求涨价，说否则完不成18亿的利税任务。据说上级的答复是第一，不许涨价，第二，必须完成任务。领导说了：我给你的原油也是平价的，比酱油还便宜，你怎么不要求原油涨价？ 后来价格放开，企业根据市场需求自行定价，“条子销售”就逐渐消失了。这是后话。 所以那时的许多人都认为销售计划员是个肥差，都很腐败。但依我看，利用双轨制在燕化搞手脚的，比较少（不敢说没有）。因为燕化坚持100%完成国家计划，自销量很小。其它企业，比如吉化公司，连国家计划也不执行了。客户职庆利对我说：“我们厂100吨苯乙烯国家计划，吉化公司一两也不给呀，全给倒卖了。化工部号召全国化工企业学吉化，我们厂长说了，学个屁，我们厂（西安电力树脂厂）不许学！” 那时的我，也很愤恨官倒，支持正规企业。 在这个背景下扩编的销售三个科，显然有准备接管原厂销售科业务之意。